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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紙海鉤沉——尹薇薇　　翻出三十二年前的舊作，是什么滋味？豎寫橫格稿紙，編輯勾畫的痕跡，稚嫩而又溫柔的書寫……都已是迢迢往事。　　一個批評者寫道：驅散王蒙身上的迷霧，是必要的。非常熟悉的語言。那些年月常說的。還有叫做剝開“畫皮”的。　　春季多云的天氣，可以叫做“暖陰”，麻雀終于又在這個城市的上空飛鳴。丁香花才盛開，便已凋謝。香椿葉老，芝麻醬面條也過了時。我養的盆花卻還沒有開啟。　　陳舊的紙。曲別針也是那個年代的。那時候你還沒有出生。一個作家未發表的作品，算不算“迷霧”呢？1956年初冬的一個晚上，我寫下了小說的題目：　　尹薇薇　　“老天……是你！這是哪一陣風吹來的？”尹薇薇驚喜無措地攥住我的手。　　我惶惑中隨她進去，脫掉大衣，坐在火爐旁。　　“你瘦了，滿臉的風塵呢！可我仍舊一眼就認了出來！”尹薇薇快樂地說。　　“是哪一陣風吹來了您……”我記得這是《青年近衛軍》第二版里的一句話，如果我的記憶力不錯的話。法捷耶夫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批評，第二版里加進了突出克拉斯諾頓州黨的領導作用的情節。我那個時候擔任著先是新民主主義后來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基層領導工作，我完全理解布爾什維克黨對于青年先鋒主義的批評。　　我甚至還知道托洛茨基“匪幫”最喜歡蠱惑青年人。　　修改后的《青年近衛軍》里加了一個“地下工作同志”馬特維。柯斯季葉維奇·蘇爾迦，屬于第一批響應號召去幫助農村（收集余糧還是搞集體化？）的工人，后來就一直在頓巴斯各區擔任和農村有關的職務。由于本人的請求，“僅僅兩天以前”，黨同意他留在德軍占領區從事地下活動。為了尋找一個住處，他想起了李莎——葉李莎維塔·阿列克賽葉芙娜。十幾年前，蘇爾迦向李莎說過：“可惜我有了老婆，不然會向你求婚的。”　　《青年近衛軍》（第二版，中譯本107頁）寫道：　　她敵意地詢問地望著這個站在她家台階上的陌生人……“馬特維·康斯但丁諾維奇……蘇爾迦同志！”　　她說，她的握著了門把手的手軟弱無力地落了下來。“是什么風把您吹過來的？　　在這種時候！……”　　……馬特維·柯斯季葉維奇非常鎮靜地、和解地說，雖然他心里的一根極細極細的弦已經給突如其來的憂傷拔動了……　　我喜歡讀這一段，雖然西蒙諾夫早在1957年已經著文指出，法捷耶夫對于《青年近衛軍》的修改是不必要的，而法捷耶夫的自殺甚至是愚蠢的。每當讀這一段的時候我就會流下淚來。　　至于“驚喜無措”呀，“惶惑”呀這些詞眼，似乎與魯迅的作品有關。五十年代，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魯迅選集》，我來得及得到前兩卷的饋贈。　　我一遍又一遍地讀《吶喊》、《彷徨》和《野草》，而我的大叫著“青春萬歲”的心也時而變得沉重了。　　《尹蔽蔽》——名字起得可好——繼續寫著：　　我凝視著她——她還是尹薇薇，六年來并沒有變得多，卷起發邊，更漂亮，更豐滿了。隨著目光的頭一剎那接觸，那久已遺忘的、無數的甜和苦的回憶一股腦兒全翻上來了。回憶攪擾我，壓迫我。于是眼淚無端地上涌，于是我講不出話。　　……她引她的兩個孩子見我，小女兒剛會走路。我吻他們，但是，小的那個卻哭；大的男孩子穿得很闊氣，推開我，又口齒不清地說：“討厭！”　　這是怎么回事？因為那時候我還未婚么？我喜歡“凝視”，卻不希望視野中闖入一個驕橫的孩子。我為什么要用一種暗淡的調子描寫一個姑娘做了妻子，做了母親，又做了母親。我不喜歡孩子？我不喜歡青年人長大？青春，這究竟是一根怎樣敏感的弦呢？　　蘇爾迦沒有停留在李莎家。李莎向他發了許多牢騷，而馬特維·柯斯季葉維奇（即康斯但丁諾維奇的烏克蘭語發音）認為，在希特勒軍隊攻進來，大敵當前的時刻，李莎的牢騷是不能夠原諒和理解的。總之，李莎變得“不可靠”了，瞧，就是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身上也籠罩著未必能輕易驅散的“迷霧”，何況您的經歷還遠遠比不上蘇爾迦呢？蘇爾迦什么也沒說便離開了她。他去找福明，去找那個叛徒去了。他自己把肉己送到了地獄里。　　《尹薇薇》的第一輪編輯是一家報紙的文藝部，他們發了稿最后因為小說的調子不夠高亢而決定不予采用。他們曾經不得已試圖改一改，便把兩個孩子改成一個孩子。尹薇薇變得只有一個孩子了。這倒與今天的計劃生育政策融洽地契合了。　　我喜歡“無端地上涌”這樣的句子。那時候寫小說的人是多么雅致溫文啊！后來，我們粗暴了，粗糙了，終于粗俗了。我的女兒有時為我的粗俗而感到無地自容。　　而我重讀《尹薇薇》的時候，我也為小說中的“我”，這樣一個多愁善感的酸溜溜的小子而慚愧害羞，我怎么會去寫這樣的——“鼻涕蟲”！　　多缺少男子漢氣啊！　　……我止住了滔滔不絕的話，一個人看屋子的陳設。我看見了不新不舊的桌子、椅子、茶幾、收音機、盆花、柜子和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許多包袱。我看見四壁上貼滿了從蘇聯畫報上剪下來的畫片，有芭蕾舞、運動會、動物園、時裝。有的畫片右下角蓋著“××機關俱樂部”的圖章。隔室傳來尹薇薇的聲音，似乎在埋怨，還有一個老太太的聲音，似乎在生氣。　　尹薇薇回到這間屋子，告訴我：　　“上了年紀的人真啰嗦！我給大寶買了一雙小皮鞋，大寶吃飯的時候就愛把腳放在桌上欣賞自己的新鞋。這要什么緊？我媽非不許他這樣，惹得大寶哭了一場……唉，擺弄孩子真麻煩！”　　“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許多包袱”，“畫片右下角蓋著……圖章。”那時候，我的諷刺僅此而已。而第一個編輯把大寶改成了大寶寶。第二個編輯又把大寶寶改成了大寶。這份舊稿子真有點“眼”呢！　　美國人喜歡把腳放在桌上，倒不一定是因為媽媽給他們買了新鞋。據說腳抬高有助于血液回歸心臟有助于休息。請問，我為什么不喜歡男孩子？是一種逆向俄浦狄斯情結？　　而你看不出來么？那“我”對于“物”的厭惡或者干脆說是懼怕。桌子、椅子、柜子、包袱……或者像毛澤東主席喜歡用嘲笑的口吻提到的——壇壇罐罐。毛澤東教導我們說，不要怕打碎壇壇罐罐。我的一個朋友，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都忙于壇壇罐罐。木匠就住在他們家。他們最早做起了各式各色家具。不久，家具就顯舊了。后來他在舞會上結識了一個新的女朋友。后來他們的家庭也就瓦解了。　　革命因“物”的匱乏而崇高。一個老前輩常常回憶戰爭中他們隨軍轉移的情景。　　他近視眼。來到一條河前同志們叫他脫鞋，準備趟水過河。他脫下一只鞋，往前一放，被河水沖走了。原來他打算先放下第一只鞋好騰出手來脫第二只鞋的，卻不知眼前已經是滔滔的流水。當然是在深夜。深夜行軍才是革命。深夜接吻或者飲酒或者迪斯科或者睡覺卻多半是反革命。六十年代我們生活在一個城市，我是他的下級。　　一場連綿的暴雨漏掉了這個城市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屋頂，他也臨時遷移。我和幾個下級為他拉運過磚塊，修爐灶。那時我已經不害怕“物”了。我終于接受了壇壇罐罐。　　底下的敘述使我不忍卒讀：　　我問：“你生活得好么？”　　“我么？”她用食指指一下自己，“真沒什么可說的……你申請轉業吧，在部隊里，不容易找愛人。你復員以后，我給你介紹……”　　我皺皺眉……“我費了好大勁來找你，有一點事情呢……”　　食指指自己，介紹對象，我把我當時最不喜歡的一切舉動都給了尹薇薇。那時候我一點也不懂得寬容，不懂得“理解比愛更高”，也不懂得國情。我常常生氣、悲哀，在生氣和悲哀的時候連讀老子的《道德經》與莊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不管用。　　下面進入了《尹薇薇》的核心，也就是最不成樣子的部分了：　　我怎么能不記得呢？六年來，多少次我回憶起那難忘的夜晚和不可思議的談話，多少次我充滿懊悔溫習起這一切……1950年暑假以后，我們要好了。那時候什么都不懂，又想要好，又不好意思，沒有在一起的時候盼著在一起，在一塊兒的時候兩個人都覺得別扭，誰都不敢看誰一眼。我們怕同學議論、起哄，怕，怕許多，初戀是無以復加地脆弱的呀！抗美援朝開始了，學校里緊緊張張，同學們忘我地參加各種工作，一下子嚴肅多了。那時，不知哪兒來的一股勁，使我斷定和尹薇薇好下去是“不必要的”，我覺得任何私事都應該摒棄……批準了我參加軍事干部學校以后，晚上，我們在學生會一間放油印器材的小屋里，作了唯一的一次長談。從國際形勢談起，最后決定結束我們個人的情誼，更加全心全意地獻身給偉大的革命斗爭。我們決定，為了避免情緒波動，以后就不再通信。當時，我們都很堅強，誰都沒透露一點悲哀。我們談完了，好久，好久，好像還有一點什么事。我建議，五六年以后，等我們成長了，要設法聚在一起合作寫一個劇本，或者一篇小說，或者詩，要寫寫那值得紀念的解放初期的大學生生活。我們鄭重地約定了。每當我想起那次不可思議的談話，只有后面這個神妙的決定留下一點快活，使我相信尹薇薇——這最初闖入我的生命的人還未完全與我離開，使我掀起美好的憧憬。于是六年后的今天，懷著同樣的心，我來了。　　一個王蒙說：不知為什么我聯想起一個故事。這當然只是民間傳說。你當然還沒有忘記那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主席獻紅衛兵袖章的女孩子。她頎長，白皙，梳著長辮子，戴著近視眼鏡，活脫脫一個女秀才。后來據說是主席教導她只是文質彬彬不行，還要搞“武”的。于是她改了名字，說是不再文質彬彬，剪短了辮子，改換了軍裝，很可能也拋掉了眼鏡，哪怕是露出外凸的黑眼球，哪怕是視力模糊也要充溢革命造反的蠻氣。于是她提著牛皮腰帶，口里說著“滾滾滾滾他媽的蛋”沖到了“革命”的第一線，親手用皮腰帶打死了一個又一個“地富反壞右”。　　也可能并沒有打更沒有打死，傳說完全不是事實。讓我們假設她只是虛構中的人物。　　即使如此，所有這一切也只是令人震驚和恐懼而已。也許我們還可能想起一個又一個巧言令色的“斗私批修”與“活學活用”的典型。如果這個時候她忽然又改換了一副腔調，委婉多情、夢魂溫柔而又雄辯滔滔地講述自己是怎樣為“革命”犧牲了自己的女性青春，再把這一套陳詞濫調用零落的花瓣裝飾成一碟不能下酒的拼盤。　　還可以聯想或者設想這里出現了一個發表喋喋不休的演說的光屁股嬰兒。一把自稱是“見紅”千次的豆腐做的牛耳尖刀。一個五顏六色的會唱歌的驢糞蛋兒。一個用模具沖壓生產的標準件兒，一種可以避水火的口訣。總而言之這一切令人作嘔！而我還根本沒有提到那敘述的拙劣，語言的蒼白，完全失去信心的膽怯……這樣的寫作只能是一個真正作家的羞恥！　　另一個王蒙說：“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只有兩個情節特別使青少年時期的我感動。一個是保爾·柯察金的第一次入獄。正像列寧所說的，監獄是革命者的課堂。然而除了鋼一樣的革命者以外，保爾還邂逅了一位純潔無辜的姑娘。那姑娘在禽獸般的獄長的威脅下寧愿把自己的“處女寶”獻給保爾……保爾想起了他愛著的貴族少女冬妮亞。他推開了失身前夕的姑娘，“像喝醉了一樣”，而留下那姑娘嚶嚶啜泣了一夜。當然，換了一個痞子就不會這樣做與這樣寫。特別是中國痞子。在中國電影里，都是中國男子娶了外國女子。而實際生活恰恰相反，是中國（包括我們親愛的台灣）美女追逐“老外”。而更動人的是保爾主動結束了他與烏斯金——一位同樣堅強的女布爾什維克的愛情。而當保爾終于省悟這是一種左的幼稚病，希望能恢復他們的情感關系的時候，烏斯金已是人之婦了。這比陸游的《釵頭鳳》的故事還要動人。渺小的陸游與偉大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如果說是愚蠢，哪個年輕人不狂熱呢？這又為什么不是真誠的呢？如果我還記得那一年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的冬天，如果我還記得你和你，長雀斑的你與有一個不錯的歌喉的你，如果我還記得寂寞而又深情的你們在那個寒傖的角落里的男女聲二重唱……那是暖人心窩的二重唱喲！然而你們各自有自己的應許，你們的信義是在戰火紛飛的前方……你們是怎樣自然而然地理智地迅捷地克制了自己。到了你們的晚年，你們會回憶這歌聲嗎？會流淚嗎？會為你們的堅強自制而追悔嗎？愿意和那些不負責任的據說是具有神父意識的小痞子們調換自己的位置嗎？啊！”　　尹薇薇用“不論我想寫什么著作，孩子撒一泡尿也就沖它個干凈了”的話語拒絕了“我”，于是“我”有點悲涼。　　從理想始，到尿布終，這就是生活在烏托邦中的那時的我為無數“女同志”概括的一個無喜無悲的公式。　　然后是——　　她家的保姆進屋添火，掃凈了灰以后囁嚅著和尹薇薇商量：“剛才楊大嫂捎信來，我那二小子又病了，過了一會我想回家看看……”　　尹薇薇沉下臉，問那保姆：“你的二小子怎么老病啊？這個月你已經回過兩次家了。咱們講定是沒有休息，所以每月給你二十八塊錢——我們部里干部雇的人都是給二十五塊錢……”　　那保姆低著頭，趕忙說：“是，是，不回家也成。好在他病得也不重。”然后拿起裝滿爐灰的簸箕，退走了。　　我看著那保姆的背影，心上悶悶的。這時候尹薇薇向我說起雇用保姆的困難，特別是動員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還鄉以后，老實人如何難找等等。我注視著她，我看見她嘴動也聽見她的聲音，卻不知道她在說什么。我奇怪她為什么講這些。我看見她還是她，同樣的細長的眉毛，同樣的說話的時候顯得尖了的下巴，同樣的美麗的小嘴。但是，她的眼光大大不同了。從前尹薇薇的眼光是多么火熱和不安呀……實在不能說這樣的描寫有什么不平常。  但在五十年代后期的那一場運動中，《尹薇薇》被油印成“不得外傳”的絕密文件。這篇小說的寫作成了一項嚴重的政治罪行。第一個編輯部已經發了稿并排出清樣，又遵命進行了許多刪削，包括把兩個孩子改成一個孩子，把“保姆聽了尹薇薇的指責以后乖乖從命”的句子刪掉，把“我奇怪她為什么講這些”刪掉。即使如此小說仍然不能過關，終于因為不對調兒而槍斃。然后轉入第二個專業文學雜志的編輯部，第二個編輯部的編輯用紅毛筆畫上三角，把第一個編輯刪掉的段落或句子恢復了過來。謝謝他們！終于也因“運動”　　的急劇進展而停了車。而后來，是我自己送貨上門交代說“我還寫過一篇《尹薇薇》”。　　三十二年以后，回憶起二十三歲時候這種做法的潛意識動機，我甚至懷疑自己骨子里是為了炫耀。作為一個“作家”來進行批評，哪怕是最壞的作家也罷，畢竟是作家呀， 我怎么好意思只貢獻出一篇《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呢？而《小豆兒》、《青春萬歲》，即使想批評也批不出貨色來呀！　　于是《尹薇薇》印成了秘密文件。《年輕人》批起來了很不自在，不僅是作者不自在。因為短短的幾個月以前毛澤東同志多次發言保護了這篇東西。而尹薇薇對待保姆的連虐待都談不上的描寫就成了最“反動之處”——叫做“要害”之處了。　　而我不懷疑那批評是真誠——而且有一定的文采。一位青年工人出身的團干部是這樣發言的：　　“就在小說里的‘我’去找尹薇薇并進行那蒼白狹隘的談話的時候，一列列的火車從黑龍江大興安嶺拉來了木材，一幢幢新樓從過去的荒原和沼澤地上矗起，一個又一個的油井噴出了黑色的石油，一隊隊地質勘探隊員在祖國的地圖上做出了新的標志，一艘艘輪船在樂曲聲中下水，一面面鐮刀斧頭紅旗下面新黨員在宣誓……看，你與你的尹薇薇是多么渺小，多么卑鄙！”　　他的聲音洪亮，氣宇軒昂。我過去認為，后來認為，現在也認為他批得情理并茂，超出了平均水平。　　然而渺小不一定就卑鄙。膨脹著拉大旗者，倒可能是卑鄙下面一筆是寫尹薇薇為了買收音機把自己的文學專業書籍給賣了。這樣的痛苦的經驗是實有的。或者也許可以干脆說：又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我說我得走了，因為晚上有事……　　“真的不吃飯了？”她失望地問了我一句，披上呢子外衣。　　門外刮著刺骨的寒風，胡同里靜悄悄。只有一個賣蘿卜的老頭兒，背著筐筐，提著搖擺欲墜的煤油燈躑躅著。我們并排走，像六年以前，我在左邊，她在右邊。　　我勸她不必送，她沒言語，跟著我。　　“你不高興了嗎？為什么？究竟，我們是朋友。六年，一晃就過去了，今天好容易見了面……連頓飯都不肯吃……”　　我用低沉的聲音告訴她：“……你家的墻上貼滿了各種小畫片，像一塊塊的膏藥似的。你應該允許保姆回家看望生病的兒子。你責備你的母親也沒有道理，大寶的習慣不好，兒童教育是不能不管——”　　原稿到這里就沒有下文了。丟失了一頁手稿。叫做殘缺的美。這篇復原小說的題目應該叫做《殘缺的尹薇薇》。這篇舊稿是在1979年由“摘帽辦公室”還給我的。　　有一個長著大眼睛的膚色紅黑的圓臉姑娘，解放前她已經上了學。據說有一次吃雞她表示要吃雞的“后腿”，因而被工農干部所嘲笑。即使在批評的時候她的態度仍然禮貌而且文明，她大概是分工批老頭兒賣蘿卜的，“怎么能這樣寫呢？你看你把我們的生活寫成什么了？你才這么小的就這樣寫……”　　她很可愛。不止一個人追求過她。祝她幸福。　　讀《青年近衛軍》的時候，我覺得蘇爾迦的遭遇寫得很動人。李莎或者叫葉李莎維塔向蘇爾迦發牢騷，責備干部和軍人通通向東方撤退而拋下了人民。于是蘇爾迦判定李莎是不可靠的，他轉而去找早已徹頭徹尾地腐爛了靈魂的福明。福明出賣了他。他關在監獄里，受了酷刑。他一次又一次地懺悔，為什么不分忠奸，不相信人民。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直覺而相信一小片公文紙——公文紙介紹說福明是好人……還說到了蘇爾迦當政期間怎樣使小學教師失望，沒有給小學教育以足夠的關懷重視……這是“最主要的失望”呀！沉重的懺悔是何等動人，這取得了政權變成了當權者的共產黨人的沉重！　　福明的叛賣與最后被青年近衛軍處死，是作家的虛構還是寫實，我不知道。但《青年近衛軍》中還有一個真名真姓的人物斯塔霍維奇。書中、同名電影中表現他是一個叛徒，由于他挨不住刑訊，一個又一個地招供，使青年近衛軍的成員一個又一個地落入德國占領軍手中，全軍覆沒。最后，在德軍撤退以前，叛徒和愛國者一起被處決了。　　雖然是一起被處決了，愛國者流芳百世而叛徒遺臭萬年。　　蘇共二十大以后，說是經過調查，斯塔霍維奇并不是叛徒，他也是愛國者。他的名字將與奧列格、邱列寧等列在一起。而這個時候，法捷耶夫已經自殺了。　　又是春天了。一兩天陰雨，然后是晴朗的驕陽下空中飛舞的柳絮。參加完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汽車駛過故宮紫禁城邊的筒子河的時候，柳絮如雪浪起伏，“我”　　與尹薇薇他們別來無恙嗎？以“我”的幻想和心情，他的日子不會是順利的和快樂的。三十余年以后，他變得心平氣和乃至游刃有余了嗎？尹薇薇的丈夫提升成什么官兒了？按年齡她該退休了嗎？一事無成而年齡已長。他們的孩子沒有去天安門廣場鬧事吧？更重要的是身體健康，沒有得肝癌？或者沒有因為心臟疾患而突然結束了一切？今天一天就陸續得知了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與京劇藝術家方榮翔的死訊。　　如果尹薇薇去世了呢？他們的訃告上應該寫什么呢？　　這里埋葬著一個普通的人，他幻想過也苦惱過，后來不幻想也不苦惱了，后來就結束了或者成了小孩子們眼中的迷霧了。　　這里埋葬著一個普遍(www.lz13.cn)的人，她沒幻想過也沒苦惱過，她還沒有開始，后來就結束了或者成了小孩子眼中的迷霧了。　　小說的結尾應該是“我”告辭走在胡同里，沒錯兒，我記得“我”走得很快，但還是聽見背后尹薇薇的叮嚀的叫喊：　　“風大了，豎起你的大衣領子！”　　那么大的風，豎領子又有什么用呢？不過舊情如柳絮，拂也拂不去就是了。這句話我在一篇紀念魯迅的散文中提到過。　　又要起風了嗎？　　1989年4月　　 王蒙作品_王蒙散文集 王蒙：濟南 王蒙：阿咪的故事分頁：123

人生是道算術題，唯有掌握自己，人生才能更精彩　　　　人生是一堂課，其中的各門學問需要悉心研究，可是換了角度來看，它還是一道算術題，真讓我有點不可思議。想要弄懂這道算術題，唯有掌握自己，人生才能更精彩。　　　　人的一生從某一個角度來看，其實就像一道簡潔的算術題。　　　　加法：中年以前做加法。當你呱呱落地、赤條條地來到這個世上后，隨著年齡的不斷漸長，你的學識和社會活動就會不斷增加，生活天地也會不斷地擴展，且不斷地向大自然、向社會索取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從而使你擁有的家當越來越多，有了家、有了錢、有了名、有了權等等。與此同時，你也有了對家庭和社會的義務和責任。加法，也許會使你擔負的東西越來越重。　　　　減法：過了中年，你就得開始做減法了。放棄生活中已經成為負擔的東西，終止你已經無力從事的勞累，放棄你已經無法實現的夢想……　　　　每個人，都有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如果一定要強自己所難，失去的可能就是草原、大海和天空，而抓到手里的也許僅僅是一縷清風。紛繁復雜的人事關系的調理，千頭萬緒的事業糾紛的排解，無休無止的商業應酬的打擾，使你身心疲憊，體力透支。而減法，實質上就是要你學會放棄，既是人生的一種境界，也是對人生負責任的態度。實踐證明，把自己的目標定在一個高不可攀的高度，不可能達到的長度，是對生命的殘害，也是對人生的褻瀆。　　　　乘法：面對幸福，則不妨大膽地施以乘法，讓其等值越大越好。提及幸福，也許一百個人就會有一百種不同的詮釋。但就其實質而言，更多的時候就是一種主觀對客觀的感覺，是一種良好心態下的理解，是心理上的一種滿足感；是只為擁有而喜，不為失去而憂。所以，這個時候，就應該放大你所感覺到和所得到的；縮小乃至忘卻你的憂傷和煩惱，讓微笑和幸福永遠照亮你的陽光人生。　　　　除法：則是把幸福做分子，將生活中的煩惱做分母。分母設置得越大，幸福感就會越強。至于將幸福的分子設小些，把不幸的分母加大些，與其說是一種方法，倒不如說是一種良好的心態更為合適。多想人生的幸福和快樂一、二，少為煩惱八九所傷。辛棄疾曾言：“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這非阿Q的精神勝利法，也不是鴕鳥的埋頭戰術，而是寵辱不驚、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　　　　平衡：當然，在人生算術題的運作過程中，還須認真把握和取舍，求取科學的平衡。不然，就會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有一個年輕人想要得知“幸福”的秘訣，于是不惜跨越千山萬水，橫跨大沙漠，終于來到智慧老人居住的美麗城堡。年輕人進到城堡里，眼前商販來來往往，人們在街上交談，廣場中央一支交響樂隊正奏著動聽的音樂，還有一桌的美食飄香。年輕人見到老人，即刻道明來意。（人生感悟 www.lz13.cn）老人便叫年輕人拿起一個湯匙，盛兩滴油，然后到城堡各處走動。他囑咐年輕人絕不能漏掉一滴油。年輕人回來后，老人一看，果然一滴油都沒有漏掉。但是，他問年輕人看到了些什么？年輕人卻什么印象也沒有。　　　　老人叫他再走一遍，這次留意城堡內的一草一木。年輕人回來后，對四處所見匯報得很詳細，可匙中的油卻一滴不剩。智慧老人這時對他說：“真正的幸福在于你可以看遍全世界，但卻永遠不能忘記你手上的兩滴油！”　　　　這是個深諳人生哲理的故事。“兩滴油”價值雖小，卻是掌握在我們手中的東西：事業、家庭、親情、朋友等等；而兩邊的風景有可能是人生當中的藝術、修養、信仰等精神追求。它提醒我們在操作人生算術題的過程中，除了科學地運用加、減、乘、除的方法之外，還須考慮到在不同方面力求完美。　　　　最近，在澳大利亞召開的世界老年大會將人生的要素和概念全部重新進行了排列，原來是金錢第一，現在是健康第一，知識第二，家庭第三，金錢排第四。生活無憂，老之將至，將健康排到第一。此等簡單而又深諳內涵的數字排列，的確很值得我們認真借鑒和深思熟慮一番。　　　　人生苦短，算法由人。運算之妙，存乎一心。分頁：123

上帝給我們每個人多少只手　　　　很久以前，我聽說過一個故事，說的是有一個乞丐來到一個庭院，向女主人乞討。這個乞丐很可憐，他的右手連同整條手臂斷掉了，空空的袖子逛蕩著，讓人看了很難過，可是女主人毫不客氣地指著門前一堆磚，對乞丐說:你幫我把這磚搬到屋后去吧！乞丐生氣地說：“我只有一只手，你還忍心叫我搬磚。不愿給就不給，何必捉弄人那?”　　　　女主人并不生氣，俯身搬起磚來。她故意只用一只手搬了一趟說:“你看，并不是非要兩只手才可以干活。我能干，你為什么不能呢？”乞丐怔住了，他想了想，于是開始搬磚。他整整搬了兩個小時，才把磚搬完。搬完之后，突然向婦人鞠躬，很感激的說：“謝謝您”，轉身就走了。　　　　過了兩天，又來了一個乞丐，那婦人把乞丐領到磚前說:“把磚搬到我指定的地點，我給你20元錢”。這位雙手健全的乞丐卻鄙夷地走開了，婦人的孩子不解地問母親:為什么叫他們把磚搬來搬去呢?母親說:磚放在哪里都一樣，可搬不搬對乞丐可就不一樣了。　　　　若干年后，一個很體面的人來到了這個庭院。他西裝革履，氣度不凡，跟那些自信，自重的成功人士一模一樣，美中不足的是，這人只有一只手，后邊是一條空空的衣袖，一蕩一蕩的。（勵志文章  www.lz13.cn）來人俯下身拉住有些老態的女主人說：“如果沒有你，我還是一個乞丐，可是現在，我是一個公司的董事長。”　　　　看完這個故事，你們如何想？我想，競聘對所有的錫恩員工來說，就如同搬磚。磚放在哪里都一樣，可搬不搬對乞丐可就不一樣了。搬磚可以讓這個只有一只胳膊的乞丐懂得，原來他并不是一無所有，只能乞討，原來他忘記了自己還有一只手，還有更多的手，可以做很多事。　　　　同樣，讓不少沒有資格的人參加競聘，似乎對公司的意義并不大，但競聘對你們每一個人就不一樣了。競聘可以讓我們看到自己原來還有另一只手，還有許多沒有開發出來的“手”，這就是我們用全員競聘來迎接09年的理由！我要你們每一個人都去找你們自己的另一只手！上帝給我們每個人多少只手？就像那個搬磚的乞丐，當上帝剝奪了他的一只手時，卻在他身后藏了多少只手？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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